文学的道路是这样的(上）
文学的道路是这样的(上）
Time 2015-09-02 16:54:56 情感驿站
早恋情缘
王小波说，用宁静的童心来看，文学的道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蜒。
无论如何，文学的事业是一项美好的事业，任何低一等的想法和功利行为都是对这项事业的亵渎。我自己活了四十八年，读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写了些不负责任的文字，一直希望言有物，书有情，不敢说是属于文学的范畴。通常的文学回顾具有盖棺论定的意味，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刚刚开始。成为文学的弟子是我一生的荣耀，文学事业也是神圣的事业，需用一生来学习它。
“西屋”的启蒙
在我懵懂的少年时期，“西屋”一直是个神秘的所在。
在一间漆黑没有灯光的房间里，堆满了木柴、废旧的桌椅、破损的衣镜、残存的古币等，在这些杂物之上，是挂在墙上的一包书籍。至今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把那些书籍挂起来，那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后期，破“四旧”运动仍在一波一波的进行着，是怕我们看到惹来*治麻烦吗？抑或是地面潮湿，防范可能的虫蛀鼠咬吗？
这间奶奶称之为“西屋”、阴暗潮湿的房间却是我和弟弟的精神乐园，常常在大人不注意的时候溜进去，摸出一些古铜币来，用苇叶擦亮了，收拢太阳的光芒点燃秸瓤，照亮陋室。后来就发现了那包书籍，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那些旧书大多数是父亲的小学课本，1950年代初期的课本尚有民国的风范，充满童心和人文的趣味，至今还记得那些印刷粗糙的繁体文字：“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
除此之外，父亲的“藏书”中还有《西游记》、《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林海雪原》等，现在还记得《林海雪原》像一个海带卷的样子，显然经过了无数人之手。在一个暴雪之夜，我读完了残缺的《林海雪原》，书中小白鸽（白茹）彻夜施医术一节，足以让一个少年怦然心动，那暗动的情愫、雪夜的炉火、清冷的月夜，我想只有文学才能营造如此的氛围，只有文学才能传达如此微妙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情绪。
作为中学的*治老师，后来父亲的“藏书”中也有部分哲学著作，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等。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数学家芝诺说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的赛跑英雄，阿基里斯追赶乌龟，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出发点，但是乌龟会制造出无穷个出发点，它总能在起点与自己之间制造出一个距离，不管这个距离有多小，阿基里斯就永远也追不上乌龟，这就是逻辑悖论。
在雅典城的公共广场上，人们穿着宽大的袍子走来走去，为一个观点激辩、论争，有时候一辩就是一整天，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古希腊哲学家的这些故事令我着迷。
成为王小波的系友
1983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习。贸易经济系只有两个专业，一文一理，文科的叫商业经济，理科的叫商品学，我学的是商业经济专业，王小波学的是商品学专业。有一些介绍说我是王小波的同学，实际上是给我脸上贴金。事实上，王小波是78级，我是83级，我入学时，小波已经留校任教。但是当时并不知道王小波其人，1990年代我在美国遇到人民大学的师兄，他与王小波同届，且做过人民大学文学会的会长，后来师从李泽厚，他也不知道王小波其人。
王小波当时已经发表过小说，但是他秘而不宣，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作家。2007年我回母校参加校庆时，碰见电教室的林德忠老师，林老师曾与小波同处一室，谈起对王小波的印象，林老师说：不苟言笑，长发披肩，沉默木讷，下班就走人。也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发表了若干小说和随笔。
对于我自己来说，进入人民大学仿佛突然发现了一座知识的金库，又象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面对一屋子的美食一样无所适从。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经典。我的阅读谱系也从经济学专业逐渐转向*治、社会、历史和哲学领域。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不仅以其《国富论》而广为人知，实际上他还著有《道德情操论》一书，关注人类的理性、道德和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哈耶克不仅是奥地利新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还深入社会*治领域，他跟另一个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论辩，清楚地显示了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分野，那时有的评论家就说，哈耶克的理论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在一切方面几乎无懈可击。哈耶克警告那些迷信计划经济的人们：“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对我的思想影响比较大还有卡尔.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些伟大先贤的著作帮助我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观。
1980年代正是中国思想和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地处北京漩涡的中心，我们经历了李洪林的理论风云，参与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阅读被打成“精神污染”的作品。我们喊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口号，关注“美学问题”，反思“新时期文学的十年现状”，探讨“人的现代化”之窘境。
1980年代的大学里，各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立，有文学会、国际关系学会、电影评论学会、商品经济研究会、青年马克思学会等，往往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商量就可以发起一个学会，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得到学校的经费。各个学会都可以出一些油印的小册子。记得我的第一篇“学术”作品，《论商品的属性》就“发表”在贸易经济系主办的油印刊物上，就是这本劣质的油印刊物却使我兴奋了很久。
1987年毕业的时候，我们怀抱着理想，胸中燃起万丈雄心，誓要改造社会，记得我的学术挚友袁冰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上“记住，只有为自由而战的人才配生存，才配享有自由！”“拿起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我也在他的小册子上写上：“所有的读书都为批判”“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那个年代有着单纯而狂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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